水陆空“大通道”驰援武汉
来源:水陆空“大通道”驰援武汉发稿时间:2020-03-28 01:57:56


疫苗的研发应该说非常困难。SARS病毒暴发到现在,早期人们投入大量的热情和精力研发SARS疫苗,现在17年过去了,几乎没有什么进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一个疫苗研究需要大概5亿到10亿美元支持,以及十年左右的时间。现在很多人说我们研发的疫苗快进入到人体阶段了,但是其实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,人类传染病需要很多的疫苗。每年死于艾滋病、结核和乙肝的病人在60万到70万之间,这些疾病更需要疫苗。但是目前艾滋病没有疫苗,结核的卡介苗也并不完全有效,乙肝疫苗接种程序也比较复杂,流感疫苗需要每年都接种。这样一来对于政府或者企业来说,他们更愿意把人力和物力投入到这些疫苗中,对于突发传染病的投入热情就不够高。

刚才提到了疫苗的研发,但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些药物。在这次新冠病毒流行过程中,中国新药注册网站上注册的开始临床研究的药物有200多种,这200多种是不是都会成功呢?绝大多数注定是要失败的。我们应该研究哪一类药物呢?要从抗菌素中学习,有广谱抗菌素,抗病毒药物中利巴韦林和干扰素是广谱的抗病毒药物,其余的药物都是非常专一的,治疗乙肝就是乙肝,治疗流感就是流感,不会治疗其它的疾病。但是也有例外,比如治疗艾滋病的药治疗乙肝也有效,如果能有这样一个广谱抗病毒药物,即使再暴发一个新的病毒,这个广谱抗病毒药物也能够发挥作用,这是最理想的情况。以往的药物,是一个药物治疗一个病,治疗靶点可以是病毒的蛋白酶,但是一个药物能不能把所有病毒的蛋白酶都抑制住呢?这就是一药多用。除了蛋白酶,比如多聚酶,RNA指导的聚合酶或者DNA指导的聚合酶都可以,只要把这些酶抑制住,就可以实现一药多用。这些药是针对靶向病毒的,如果提高机体的抗病毒能力,是不是对所有病毒也能起到抑制作用呢?这也是另一种思路,这样一来就变成“一药多用”或者“一石多鸟”。

前一段时间中国政府科技部说要支持五种疫苗开发,包括灭活疫苗、基因工程疫苗、腺病毒载体疫苗、核酸疫苗以及减毒流感病毒疫苗载体制备的疫苗。国际上有一个流行病防疫和创新联盟(CEPI),由比尔盖茨基金会等支持与资助,陆续支持一些新疫苗开发。它重点支持新的技术平台,包括DNA疫苗、RNA疫苗和分子钳疫苗。

这个联盟投入了一些基金,但远远是不够的。希望中国政府也考虑加入这样的基金组织,相信中国在这方面投入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,我们也期待着最早的疫苗能够在中国研发成功。

历史上流感病毒在全球人类中已经大暴发34次。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,其实不过是这次给人们留下的资料最多。现在平峰年份每年全球死于流感的人30万左右,远远超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3000人死亡,所以流感疫苗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,另外相对也比较成熟。这些流感病毒,如果经过减毒处理,比如经过福尔马林或者甲醛浸泡以后,活性有所减弱,就不具备致病性了,这就是活疫苗。如果用高热或者福尔马林长期浸泡病毒,它就会变成灭活疫苗。甲肝病毒有活疫苗也有灭活疫苗,都很好用。另外也有裂解疫苗,将病毒裂解了病毒就不再存活。还有类病毒颗粒疫苗,类病毒颗粒没有病毒核酸,但是保留病毒的免疫原性。现在用的最多是减毒疫苗。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,逐渐发展出了DNA疫苗、合成肽疫苗和亚单位疫苗。合成肽疫苗和亚单位疫苗比较相似,不同的是合成肽是合成的抗原,亚单位疫苗是提取的抗原。

牛俊奇:我是传染病医生出身,在临床工作38年。在前二十几年中从事各种各样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,最近这十年主要是从事病毒性肝炎的研究和治疗,同时也参加新药、疫苗的临床评价。下面就我从学习中的体会以及我工作中的心得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这个方法还有很多其它的思路,比如重叠感染。一个对人类无害的病毒先感染人,就有可能预防另外一种病毒的感染。另外一个是靶向宿主治疗。现在Toll样受体激动剂可以治疗乙肝,也可以治疗艾滋病,今后如果这些药物成熟了,也可能治疗新型疾病。在这次疫情中,表现最突出、最被寄予希望的就是瑞德西韦,通过早期的研究发现它是一种广谱的抑制冠状病毒的药物,对治疗MERS、SARS都有作用。因为SARS、MERS都是冠状病毒,所以这次人们又把它应用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中。我们期待它早日研究成功,如果成功对广谱抗病毒药物来说是非常好的启发。丙肝病毒的聚合酶抑制剂发现可以抑制杯状病毒,出血热病毒等,也可能成为一种广谱的抗病毒药物。【海外网3月28日|战疫全时区】据日本放送协会(NHK)28日报道,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各地政府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,日本28日新增1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日本国内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534例(包括乘坐日本政府包机回到日本国内的14人)。

研制疫苗应该说安全性和有效性要求非常高,不但疫苗研发很困难,而且审批也不容易。美国FDA应对新发传染病制定了一个动物法则,就是动物实验如果做成功了就可以批准,这只适合于无法在人体做安全性、有效性研究但疾病又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的情况,例如炭疽疫苗,根据动物实验获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就批准上市。我们国家也批准了埃博拉病毒疫苗的上市,是陈薇院士联合天津的康希诺进行了临床试验,针对此次冠状病毒,同样她和康希诺公司联合开展疫苗研究,这个疫苗虽然在非洲做了一部分研究,但是没有大规模的临床验证。

最近世界上经历了几次令人注目的新发传染病的暴发,这几个引起人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都是人畜共患病。2003年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,绝大多数人对它记忆犹新。它是一种新病原体,是一种人畜共患病。中东呼吸综合症也是人畜共患病,病毒宿主来自单峰骆驼。2009年H1N1流感,最早发于墨西哥,是流感病毒的变异造成的,而最早的变异在猪中发生,因此也称“猪流感”,这也是一种人兽共患病。埃博拉病毒是一种人畜共患病,在70年代的时候曾经引起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的重视,对这个疾病做了早期具有开拓性的研究,之后这个疾病很长时间不在人类中出现,直到2013-2016年又重新暴发。寨卡病毒发生在巴西,这也是一种人兽共患病。这些疾病的原发地都是纬度30度以下的国家和地区。

怎样预防新的传染病暴发?我们在哪个环节控制它是最经济、最有效的呢?我们看人畜共患病传播的过程。最初它在动物中传播,然后它会溢出到人类。比如禽流感和猪流感,禽流感有时来自鸡,猪流感来自猪,最长接触它的人就是养鸡专业户或者养猪的饲养员,病毒传染他们以后,然后再在一般人群中传播。假如说我们发现并控制了最早的宿主,这样投入是最经济的,花费是最少的。这次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教授长期致力于寻找病毒的来源,最后在蝙蝠中找到了冠状病毒,之后又有科研人员在穿山甲中找到病毒。如果动物来源研究清楚,那么对病毒预防投入是最少的。病毒一旦溢出,可能经过中间宿主,也可能直接传播给人类。最早接触病毒的人类,以这次疫情为例,作为“人类哨兵”实际上是华南海鲜市场的这些人,如果这些人都监测好就不会传播给广大武汉市民,也不会传染给全国和全球。所以早期控制非常重要。